前奥地利驻华大使魏德夫人:感恩在中国六年半快乐时光

  即日起,《欧洲时报》推出纪念中奥建交50周年系列报道,专访或邀请在中奥友好交往50年历史中的见证者们,讲述他们各自的经历,为我们还原这50年细浪冲沙的历史原貌。

  当时任奥地利外交部长威利巴尔德·帕尔(Willibald Pahr)于1980年8月将我先生沃尔夫冈·魏德博士(Dr. Wolfgang Wolte)派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出任大使时,我为我们17岁的双胞胎女儿贝蒂娜(Bettina)和比吉塔(Birgitta)、还有15岁的三女儿伊莎贝尔(Isabel)在她们各自就读的维也纳高中办了一年退学,以准备我们的北京之行。1975年以来,我先生一直担任奥地利联邦外交部发展援助和与发展中国家技术合作司司长,同时也是奥地利常驻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代表。我的中文知识有限,但作为英语及法语翻译,我想我也一定能迅速找到和中国人打成一片的办法。在一次我对维也纳友协的拜访中,我结识了艾尔斯·乌特伊德博士(Dr. Else Unterrieder, 中文名: 燕珊),她向我讲述了很多她在北京留学时的经历,这让我更加期待,这些年来我俩也已经成为真正的朋友。

  1980年8月7日,我们从施韦夏特机场起飞,告别了笑容灿烂友好的时任中国驻奥地利大使王殊。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在加德满都和仰光待了三天后,我们终于准备飞往北京。不过,我们还是先在昆明稍作停留,在那里宁静美妙的大自然中享用午餐。我心想:“终于有一家不是只知道追逐利益的航空公司,可以安排一个舒适的午休,让乘客感到高兴、满足”,我也对我们的新家充满期待。抵达北京后,我们在机场受到了所有大使馆工作人员和礼宾处副处长的欢迎,我们沿着一条几乎空无一人的宽阔大道行驶,道路上,有人在路灯下睡觉,再往前一点,有些男人在一起玩牌……我们就这样来到了建国门外的官邸。在一杯香槟和美丽大丽花的芬芳中,我们和工作人员一起庆祝履新。

  大使馆的园丁们很快发现我喜欢鲜花,并准备帮助他们赢得最美大使馆奖。他们向我解释说,由于气候原因,冬天太冷、太干燥了,许多园林植物只能在花盆中成长。我从奥地利带来各种种子和附有种植指南的园艺杂志,翻译们把它们翻成中文。不仅在官邸的花园来自为奥地利的植物专门挖掘加建了一个玻璃温室,随后还联系了中国园艺研究所。正因此,西兰花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进入了北京的市场。

  我也特别喜欢用文章和图片装饰使馆的图片墙。许多路过的人就这样都参观了每个月都会变化更新的展示,最重要的主题当然是能把奥地利和中国联系起来的。

  为了克服我们的语言障碍,先生和我每天跟随刘老师学习一小时中文,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成了我们的好朋友。他不仅带我们去他的家乡山东省旅行,更重要的是他对中国文化和哲学史的独特洞察力。他与一位奥地利老人Professor Walter Zeisberger (蔡斯克)一起,加深了我们对北京和中国的理解。曾在著名的北京大学教授“比较语言学”的蔡斯克 送给我们一本赫伯特·蒂奇 (Herbert Tichy) 所著的《黄土地上的白云》(Weiße Wolken über gelber Erde)一书。赫伯特·蒂奇不仅是一位著名的登山家,而且他在1941-1948年间曾居住在中国。

  1980年代的北京,同蒂奇和仆人同住四合院时的北京相比,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那以后,这座城市更发生着日新月异的深刻变化。上世纪八十年代,人力车已经消失了很久,但还没有汽车或出租车,前只有一条沿街的地铁线,一条市中心的环城路,我们这些金发、红发的“老外”往往会成为拥挤的公交车上被围观的“风景”。

  对我们的女儿们而言,当时除了法语学校的私人课程外,并没有上学的机会。所以我们可以一起骑自行车游览北京。我们跟随着没有尽头的自行车流穿过被称为“胡同”的宽阔大道和狭窄小巷,来到至今仍香火鼎盛的寺庙以及煤山和故宫的周围。为了寻找历史的遗迹,我们常常站在高墙前、大栅门前和一脸严肃的人们面前,他们一开始往往会把我们拒之门外,但随后看到我们的海达·莫里森 (Hedda Morrison) 的旧照片时,就会变得柔和起来,向我们展示寺庙、石碑或墓碑的遗迹。在北京城市及其周边地区寻找历史遗迹的最大收获之一就是雄伟的古树:是像柏树和各种松树、落叶乔木、银杏、沙棘和中国宝塔树那样的常青树。以中山公园为例,这里还矗立着两排挺拔的柏树:一座公元10世纪辽代的寺庙也曾矗立于此。在建国门外区离奥地利驻华大使馆不远处的日坛公园,您还可以看到自1971年5月28日起就种在那儿的老柏树,清晨人们就在这些古柏树下练习太极或气功等,这些运动为他们即将开始忙碌工作的一天充电。使馆的花园里,一棵硕大的柿子树伸展枝条:在秋天这个北京一年中最美的时节,我们和羽毛蓝白相间的喜鹊比赛,看谁能更快地采摘果实。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人们从应季的瓜果蔬菜就能准确分辨出一年四季。如果磊得像山一样的大白菜被在十字路口卸下,很快又被高高码到所有的阳台上闪闪发光,那时多半还没下雪,但寒冬已经不远了。你能买到的不多的水果里就有冰糖葫芦,或是去只用外币的友谊商店里购买香蕉和水果干。而第一批新鲜蔬菜的到来,则往往预示着来自戈壁滩的沙尘暴即将到来。细沙像一堵泛黄的红墙倒伏在街道和广场上,还从窗户缝中钻进屋子里。我们甚至在黑胶唱片的封套上也发现过那些细沙。

  那时的生活像一条宽阔的河流,不受交通规则阻滞,似乎也没人匆匆忙忙的。每个人都友好地对我们微笑,当我们有事相询时,每个人都不紧不慢、不遗余力地了解我们的需求。这座城市的氛围轻松而温暖。令人难忘的是,周日广场上到处都是放飞自制的、非常专业的风筝的人们在享受生活。当时我们还可以听到商贾马匹的杂沓声,他们每天趁日出将货物运进北京,也能听到信鸽嗡嗡的奇怪鸽哨,是人们将一种哨子塞进它们的身体。我们也曾看到老人提着他晃晃悠悠的鸟笼去煤山散步。当我们在刘老师的帮助下对他们发问时,他们也很乐于向我们讲述、解释。

  我们的厨师姚先生很快就掌握了所有著名的奥地利甜点,我们在他的帮助下,在官邸的花园露台举办了一次真正的“中国灯笼”新酒会(Heuriger)。所有在北京的奥地利人都被邀请来,不仅有学生,还有企业代表和1930年代就移居中国的老一代奥地利人Ruth Weiss (魏璐诗) 和Richard Frey (福来)。这些新认识的人们,为我打开了通往画家、作家、剪影艺术家、京剧表演家、木偶戏演员等的道路。让我特别开心的是,在先生的支持下,画家杨延平和曾善庆夫妇的首展在维也纳举行。后来,两人都成为国际知名的成功画家。

  运动对我的健康特别重要,我们和自己的女老师一起学习太极拳的同时,还学到了很多呼吸吐纳练习和把玩砭石手球的知识。行文至此,陪同前往武当山和少林寺的旅行也值得一提。

  由于我先生会弹钢琴,他喜欢在官邸里欣赏钢琴音乐会,但是仅限于专业钢琴家的音乐会。比如我们为康·汉斯教授(Prof. Hans Kann)组织了一次中国巡演。康教授回到北京后,我们请他吃饭,我们就这样结识了中央音乐学院和中央芭蕾舞团的成员。我们双胞胎女儿中的一个在北京上过长笛课,后来又在北京音乐学院学习了一年。如今的著名指挥家斯特凡·弗拉达尔 (Stefan Vladar) 出身也是钢琴家,他是1985年在维也纳举办的贝多芬钢琴比赛中最年轻的获胜者,他的第一场海外音乐会就是在我们的大使馆中举行的。

  自然之友协会成立85周年之际,成功从中国登山协会取得攀登西藏什刹峰的许可证。10月23日,探险队领队普茨先生(Herr Putz)和阿尔夫博士(Dr. Alf)来到我们的官邸。阿尔夫博士曾从海拔8000米的山峰坠崖,奇迹般地被他的队友冒着生命危险救出,由搬运工送到山谷中,再从乘坐飞机前往北京。随后,一架汉莎航空公司的飞机将他送回维也纳,他在维也纳接受了手术。我先生和我后来还曾多次见到他,他是克恩顿州人,也是圣维特(St. Veit)的医生——对他来说,这种濒死体验在很多方面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

  同中国登山家的交往为我个人带来了许多美妙的旅行:沿着丝绸之路前往喀什、蒙古、甘肃、青海和新疆——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无疑是西藏,因为我就像亚历桑德拉·大卫-尼尔(Alexandra David-Neel )或海因里希·哈勒(Heinrich Harrer ,《西藏七年》Sieben Jahre Tibet)或奥裔美籍植物学家约瑟夫·洛克(Joseph Rock )体验云南、四川和西藏那样,对西藏梦寐以求。

  这些,只是我们在中国结识的、令我们印象深刻、影响我们生活的人们中几个极个别的例子。对我个人而言,具有关键意义的,还是伟大的女演员于蓝,因为它在我未来的事业和私人生活领域都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它让我参与了电影!现在,我们来说说,我是怎么认识她的。

  1981年3月8日,我第一次收到一封仅发给我个人的官方邀请,前往人民大会堂参加国际妇女节(庆祝活动)。我早就听说,这是一个近距离接触中国有影响力的知名女性的绝佳机会。刘老师很认真地建议我,记住和我同桌的女士们的脸。他会把照片带到课堂上,然后给我讲述她们每个人的故事。

  所有女士围坐在允许12人落座的圆桌旁,我旁边是一位说英语的翻译,她向我介绍了在座的中国女士。我是这一桌唯一的外国人。(第二天我从刘老师那里知道她是谁)问我是不是已经安顿下来了,我已能用“shi de(是的)”回答。她给我留下了非常友好的印象。第二个问题来自于蓝:“您有孩子在北京吗?”我回答:“san ge nü er, liang ge shuang bao tai(三个女儿,两个双胞胎)。”于是,我注意到大多数人脸上都露出了遗憾的笑容,但于蓝没有,她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我身上,说我应该和女儿们一起去看电影。通过看儿童电影,我们可以迅速地学习语言,很快就能和中国人交谈。不久之后,我接到了参观北京的电影制片厂的邀请,这是于蓝创办的当时世界上唯一一座儿童电影制片厂。

  魏德夫人同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首任厂长、中国第五代电影导演代表人物田壮壮的母亲于蓝(左)在一起

  受此影响,我们开始在我们的大使馆放映奥地利电影,因此我认识了导演、电影学院的学生、广电总局和中国国家电影发行公司的官员,他们帮助我启动了奥地利和中国之间的电影交流。当时,除了高科技企业,中国人对奥地利的了解,仅限于“音乐之国”。

  从1987年起,我先生出任奥地利驻欧盟大使,布鲁塞尔成为了我新的活动领域。1991年,作为维也纳电影节的一部分,我在奥地利组织了首次、也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中国电影回顾展,展出了40部中国电影史上的优秀影片。

  感谢于蓝和她的工作团队,我还被邀请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儿童电影节,1993年在维也纳举办CIFEJ会议时,我在那里见到了于蓝,并将她介绍给了年轻的奥地利导演们,他们想把自己的儿童电影送去北京参加儿童电影节。我听到于兰一遍遍地劝诫:“我们必须把孩子和年轻人培养成思想开放、有责任感的人”,他们将长大成人来处理和解决我们社会中的问题。她排斥贬低或残暴。

  于蓝和她的工作团队帮助我组织了一个儿童电影周,其中有8部风格迥异的儿童电影,这些电影于1994年3月在奥地利的各个城市用德语放映,并被讨论。1999年,在第二届儿童电影展之际,由编剧、导演和演员组成的代表团带来了11部卡通片和故事片。遗憾的是,作为儿童电影制片厂名誉厂长的于蓝并不在代表团之列。

  魏德夫人和女儿伊莎贝拉(右)同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首任厂长、中国第五代电影导演代表人物田壮壮的母亲于蓝(左)在一起

  我先生退休后,我们对中国的兴趣并未中断。我和我的女儿伊萨贝拉成了中国奥地利文化和电影的“使者”。我在中国电影界成了很多电影人的朋友;他们都热情的称呼我“奥地利夫人”。有一次,我被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国导演协会成立大会邀请,我是唯一一个外国人。当我走进会场时,与会代表全体起立热烈鼓掌···,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中国导演协会主席、著名电影导演吴贻弓先生用激情澎湃的语言高呼;“热烈欢迎奥地利魏德夫人!她是中国电影界最好的朋友,今天的大会我们只邀请了一个外国人,她就是为中国电影做出杰出贡献的魏德夫人!” 我当时真有点热泪盈眶了……我在中国有那么多真诚的好朋友而高兴。

  中奥合拍电影电影《在桥的另一端》(„Am anderen Ende der Brücke“/ 又译《芬妮的微笑》)海报

  我一直努力制作一部关于奥地利女性格特鲁德·瓦格纳 (Gertrude Wagner) 故事的合拍电影,她于1935年跟随丈夫来到中国并在那里度过了余生。当时已经有一部关于她的非常棒的纪录片,但还没有故事片。于蓝把我介绍给了制片人兼编剧王浙滨。我自费邀请王浙滨和她的丈夫来奥地利。他们于1996年10月下旬来到。我不仅向他们展示了维也纳和所有影响年轻的格特鲁德·瓦格纳生活的地方,而且还介绍认识她的亲戚,以及燕珊女士 ,她采访过瓦格纳女士,还拜访过她的村庄。大约在同一时间,浙江风土人情展在维也纳举行。瓦格纳女士受邀参加展览的开幕式,让我有机会更深入地了解她并与她详谈,这更加坚定了我拍摄关于这位勇敢、非凡的女性的电影计划。王浙滨随后在瓦格纳女士的村子里与她一起度过了几个星期,详细听她讲述自己的故事。电影《在桥的另一端》(„Am anderen Ende der Brücke“/ 又译《芬妮的微笑》)和剧本就这样诞生。这部电影于2001年在上海首映,不幸的是,格特鲁德·瓦格纳前一天去世了,无法出席首映。2012年,在我们的倡议下,瓦格纳女士的五个孩子在维也纳市和其他许多人的慷慨支持下来到了维也纳,在母亲的故乡寻根。

  魏德夫人携女儿伊莎贝拉(右)同中奥合拍电影《芬妮的微笑》男主角王志文在机场

  我们与中国的密切联系始终畅通无阻。在我们从中国和中国人身上学到的许多东西中,也包括我们的女儿比吉塔(Birgitta)在北京接受的医学治疗。

  我们在中国的时光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新世界——除了所有文化、哲学和知识,还有一个充满人性、温暖和友谊的世界。我将永远铭感这些经历,它们深刻地丰富了我和家人的人生。

  (以上内容来自《欧洲时报》中东欧版,转载请注明《维城》Euro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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